kb体育本号发布的所有文章均获得凤凰旗下凤凰书苑正版授权，关注本号可阅读凤凰旗下所有正版图书。本篇文章为《民国实业家列传》部分内容，本号会连续发完，侵权必究！《民国实业家列传》是21位民国实业家精英的列传，编者依据精准的史实，以每位人物10000字的篇幅，真切生动地叙述了人物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对其实业活动做了重点记述，反映了他们在民国风云际会的社会大背景下，殚精竭虑发展民族工商业，希翼实业救国的奋斗历程。

　　朱葆三，清末民初著名大商人、大买办。他出身贫寒，14岁即离家到上海学艺，短短7年间，从学徒跃升为经理，后投资创办了为数众多的企业，并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职，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商界领袖。辛亥革命期间，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上海光复后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其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又作葆珊，浙江黄岩人，生于1848年3月11日。他的父亲朱祥麟曾任清朝兵都司，1851年调任定海县游击，遂把家迁至定海县。1859年，浙江大部分地区为太平军所占领，定海吃紧，朱祥麟奉命率兵驻守县城。为安全起见，他将妻儿暂时迁至定海东乡的北蝉村。由于父亲不在家，母亲又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朱葆三小小年纪便承担起大部分家务。他一大早便去县城给父亲送饭，傍晚时分才匆匆赶回村里，每天徒步往返数十里。其时，朱家的生活虽称不上富足，却也衣食无忧，可1861年朱祥麟病逝以后，家境每况愈下。后迫于生计，朱葆三的母亲方氏只得托人将年仅14岁的儿子带往上海学艺。离家时，朱葆三只携带一只旧竹箱和一卷旧铺盖。

　　到上海后，朱葆三在一家协记五金店当学徒。这是一个经营五金器皿和罐头食品的小商店，根本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当时能够到这样一个五金店当学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五金行业利润比较丰厚，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朱葆三凭借在上海的同乡举荐才得以进入协记。朱葆三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决心学习到更多的经营本领。他白天在店里做各种杂活，一有闲暇便跟着店里的账房先生学习有关商业知识；晚上他不顾劳累，在灯下学习珠算、商业尺牍、语文、大楷、记账等各种知识。

　　细心的朱葆三很快发现五金行业大多经销洋货，与洋行往来比较频繁，如果会讲几句英语，就可直接与洋人商谈生意。他便暗暗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但凭每月仅有的几元“月规钱”，朱葆三是无力进入英语补习夜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协记附近的一家店铺有个家境较好的刘姓学徒在一家夜校补习英语。于是，朱葆三就与他商量，愿意每月向他缴5角钱学费，拜他为师。刘姓学徒见朱葆三求知心切，就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每当刘姓学徒从夜校补习回来，朱葆三就与他一起学习一个小时。通过这种办法，朱葆三居然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为他以后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

　　协记老板对于朱葆三的勤奋好学非常赏识，称赞他“勤敏朴诚，殊于常儿”。在学徒期间，老板让他参与进货、记账、推销等工作，他很快熟悉了送货、提货、加工整理、外出收款、财务管理等各项业务。1864年，协记的总账房去世，老板便提拔少年朱葆三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商店总账房负责全店所有的财务收支和盈亏结算，责任重大，通常由老板的亲戚充任。朱葆三小小年纪就担此重任，足见老板对他的信任。朱葆三任总账房期间把协记的账目料理得一清二楚，从未出过差错。3年后，协记经理病故，老板又让他继任经理之职。这年他21岁，进店才7年。

　　为报答老板的知遇之恩，朱葆三全力投入到协记的经营中去。他眼光敏锐，头脑灵活，对各种商品的质量、销路了如指掌；他所进的货品都是适销对路的畅销品，并且质量好，价格低，而且他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热情相待，因此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但不久，协记因店主去世而关闭。

　　协记关闭不久，朱葆三就以在经理任上所分得的红利和酬金为资本，在上海外滩新开河开设了一家五金商店，取名为“慎裕”，开始跻身于上海五金业主的行列。

　　由于有在协记的丰富实践经验，朱葆三经营自己的五金店可谓得心应手。作为店主，更充分地显示了他精于管理，知人善用的优点。他深知雇员个人素质对店号经营的重要性，因而对雇员的挑选很严格。凡是被“慎裕”雇用的人员都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如被朱葆三礼聘为“慎裕”总账房的顾晴川不仅精通账务，而且德才兼优。由于朱葆三经营得法，加之当时正值近代机器、建筑等业发展之际，五金器材需求激增，因此“慎裕”营业蒸蒸日上，很快在同行业中小有名气。

　　在同业中，朱葆三还以厚道诚实，人缘好而受人称道。“慎裕”开张不久，朱葆三就与他的浙江同乡、人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因业务关系而渐渐熟悉，成为至交。此后，“慎裕”在资金和业务上遇到困难都能得到叶澄衷的援助。为了使“慎裕”的经营更上一层楼，朱葆三听从叶澄衷的建议，将“慎裕”五金行从偏于外滩一隅的新开河迁出，搬入商业闹市区四川路13号叶氏置办的大厦。搬入新址使“慎裕”店面焕然一新，顿显气派，朱葆三又及时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大五金和进出口业务，从而使“慎裕”营业更盛，短短几年间就发展为年营业额达数十万两的大商号。朱葆三一跃而为上海五金行业的领袖。

　　“慎裕”的发展如此迅速还得益于朱葆三与苏松太道袁树勋的特殊关系。朱葆三开设“慎裕”之初，袁树勋是上海县署的一名主簿。上海县署与新开河的“慎裕”五金号相距不远。袁树勋闲暇时，常到朱葆三处闲聊。两人意气相投，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袁树勋官运亨通，1900年，官至苏松太道，受命经手庚子赔款事宜。

　　当时清政府令各通商口岸每月将海关关税收入如数解交上海关道保管，支付赔款时，再由上海江海关职司统一拨解。由于与袁树勋的特殊关系，朱葆三被邀请担任道署总账房。袁将各省所借巨款统统委托朱葆三存放在上海各殷实钱庄内生息。上海各钱庄为争取到这笔存款业务，无不巴结朱葆三。“慎裕”五金行每天从清晨就坐满了各钱庄的“阿大先生”（经理），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这样，慎裕五金行无形中成为掌握对上海各钱庄拆放权的信贷机构，朱葆三则俨然成为上海金融界的财神爷。朱葆三不仅利用官利和钱庄拆息的差额与袁树勋一起大赚了一笔，而且也利用这一机会大大加强了他在工商界的地位。

　　在经营“慎裕”的同时，朱葆三还受雇于英商平和洋行担任买办。平和洋行聘用朱葆三只是为了借重他在上海工商界炙手可热的声望，以提高洋行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需要他去具体经营。朱葆三照样经营他的“慎裕”，只需在每年的圣诞节前夕去一趟平和，向洋大班表示节日祝贺。如有要事相商，洋人反而移尊就教，到“慎裕”五金商号去找他。

　　严格说来，朱葆三只是一个列名支薪并不经办实事的挂名买办，但买办的身份却使朱葆三的工商业经营如虎添翼。他不仅获得了比较丰厚的薪金和非常可观的佣金，积聚了大量资本，而且在与洋行的密切接触中，他认识到近代工业、交通和金融业等新式企业不可估量的意义，产生了广泛投资近代企业的愿望。

　　朱葆三经营“慎裕”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担任买办又使他的声望和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但他并未就此停步不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余年间，他跨越五金行业，广泛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成为一个拥有工业、金融保险、航运、城市公用事业等多家企业的大资本家，实现了他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几十年的经商和“慎裕”经营上海道存庚款的经验使朱葆三亲身感受到近代金融业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当1897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时，朱葆三立即参与投资，并被聘为该行的董事。以后，他又先后投资于浙江兴业、四明、浙江、中华、江南等银行。其中浙江银行为借重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的声望，特任命他为总经理。但朱葆三仍与他任平和洋行买办一样，毋须到杭州的总行办公，银行协理朱衡斋、陈朵如有要事需与总经理商量时，则到上海“慎裕”五金行去找他。由于朱葆三参与投资创办的上述几家银行都在江浙财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因此成为江浙财团的早期核心人物。

　　在投资于银行业的同时，朱葆三还敏锐地意识到要发展中国自己的金融业，并真正能与外商抗衡，除了银行外，还必须有自己的保险业。于是在1905年，他与王一亭、李平书、陈辉庭、沈仲礼等发起成立了华兴保险公司，朱葆三为三名总董之一。

　　此后他又相继投资于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经保保险公司等。当时，上海的保险业务多为外商所垄断，外国人不愿华商涉足，他们采取跌价和放佣等手段试图挤垮中国民族保险业。

　　为了维护华资保险公司的利益，推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朱葆三于1907年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华商保险同业公会——华商火险公会，并被推为会长。此外，朱葆三还将目光投向当时刚刚兴起的人寿保险业。

　　1912年，在川沙吕岳泉的提议下，朱葆三、徐绍桢、王人文、桑铁珊等人集资20万两白银，在上海外滩30号成立了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家华资人寿保险公司，朱葆三作为发起人并连任多届董事。

　　轮船航运业是朱葆三投资的另一个重点领域，鉴于当时我国轮船航运业多为外商垄断的状况，他决心创立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1897年他与李云书等人发起成立了东方轮船公司，但遗憾的是，东方轮船公司后因华商投资不足，大部分股权为法商立兴洋行所获取。朱葆三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909年，他又联合严筱舫、虞洽卿等人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有“宁绍”、“甬兴”、“新宁”三艘轮船，往来于宁波、上海间，打破了洋商和官办轮船对该航线的垄断。宁绍公司有效地抵御住了外商的排挤、倾轧，业务发展很快，但由于1914年公司内部发生纷争，致使宁绍轮船公司一蹶不振。朱葆三的努力再次受挫，但他并不气馁。

　　1915年，他接连创办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两个公司各有一艘轮船。1918年，他又开办了规模较大的同益商轮公司，拥有三艘轮船。后来他将这三个轮船公司以及他于1908年和陶祝华合作创办的越东轮船公司联合组成了一个企业集团，名为朱葆三集团，共六艘船，在长江及苏浙闽沿海航行。

　　当时朱葆三集团是与虞洽卿所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齐名的南方两大航运集团，在中国轮船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朱葆三还参与投资创办了永利、永安、大达、舟山等轮船公司。在工业方面，他投资创办了龙华造纸厂、上海绢丝厂、日华绢丝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宁波和平纱厂、同利机器麻袋公司等轻工纺织企业，还有大有榨油厂、赣东饼油厂、立大面粉厂、马来西亚吉邦橡胶公司等加工企业以及柳行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和兴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他创办的城市公用事业有：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广州自来水公司等。

　　朱葆三参与投资创办的企业共有50余家，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朱葆三也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清末，他热衷于立宪运动，希望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1905年夏，在清政府筹备立宪、地方自治呼声高涨的形势下，朱葆三等以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要求改为绅办，当年11月成立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朱葆三被推为办事总董。总工程局主要办了3件事：一是招商建立电灯有限公司，二是增辟了城门马路，三是收回自办自来水厂。此外，总工程局还选派学生赴日考察市政，创办政法讲习所，实行禁烟等。实际上在朱葆三等人的主持下，总工程局完全成为一个地方自治机构。

　　1906年12月，朱葆三还加入了由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立团——预备立宪公会。

　　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成立使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朱葆三等一些原来热衷于立宪的绅商开始从预备立宪的迷梦中惊醒，投身到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中去。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朱葆三和虞洽卿等宁波籍巨商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宁商总会，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活动场所。宁商总会设在公共租界云南路，持有港英当局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商会执照，上海人称之为“特别照会”。公共租界巡捕若未经会审公堂允许，不得任意入内捕人。因此，宁商总会又成为革命党人躲避清政府抓捕的避风港。

　　武昌起义爆发后，朱葆三与李平书、王一亭等上海工商界领袖积极配合革命党人在上海地区的起义准备工作。当时，上海驻有清军5个巡防营，朱葆三配合陈其美做巡防营统领姜国梁的策反工作，成功地使其倒戈反清。

　　1911年11月3日，上海继湖南、四川、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地之后，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当日，闸北、江湾等地顺利光复，只有位于县城的江南制造局在总办张士珩的主持下负隅顽抗。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江南制造局。因局内防守火力强，敢死队无法攻入，在混乱中陈其美被局内守军俘获，进攻失败。

　　李平书闻讯后，偕上海商团临时总司令李显谟赶到江南制造局面见张士珩，要求释放陈其美，未果。回来后，李平书认为“制造局节节设防，殊难袭取，深以为惧”[1]，对继续进攻江南制造局犹豫不决。而这时末任上海道台刘燕翼已接到清政府南京督署电文：“上海革命军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

　　朱葆三利用道署总账房的身份获悉此电。他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托词到斜桥寓所迁移家眷，然后潜往毛家弄堂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认为如不立即进攻，上海革命党人将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最终促使李平书下定决心，发令进攻。11月4日在商团和各路革命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攻克，上海光复。11月6日，成立了以陈其美为都督的沪军都督府。

　　都督府成立后，朱葆三又与各界人士一起投入到革命政权建设的工作中去。1911年12月，他会同陆维镛、虞芗山等发起组织了商界共和团，以“赞助共和，扶助民国军”为宗旨，并确定该团的任务是：（1）宣讲共和原理及专制流毒，使人人得知平等自由之幸福。（2）组织力量侦察汉奸售军火及私运粮食用品接济清廷残害同胞等反动行为，并加以处罚。（3）劝募款项缴解军政府，以应军需及财政之用。当时南北议和正在举行，商界共和团致电当时的清政府议和代表唐绍仪，要求他“力劝袁反正，一言而定天下”，并警告袁世凯如“仍欲推戴异族，反对共和，则群论激愤，或将不利于公”[2]。

　　朱葆三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革命的极大热情，并得到了革命派的认同。在1911年12月3日召开的庆祝上海光复一周月千人大会上，朱葆三被推举为都督府财政总长，以接替去南洋募捐的沈缦云。

　　其时，上海局势动荡，百业凋敝，筹款十分艰难，大部分的赋税又因庆祝上海光复而豁免。而当时都督府每月用款之多，数逾百万。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为新生的革命政权筹集款项就成为财政总长的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朱葆三以“毋苛捐，毋滥费，毋挠权”的“三毋”相约而受职。任职后，他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驱驰，勉尽天职”。

　　他不领薪水，外出的差旅行等费用也都是自掏腰包，不取分文。他利用担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和财政总长的双重身份，召集虞洽卿、朱衡斋、傅筱庵、朱晓南、李征五等一批宁波籍工商界名人计36人组成财政研究会，作为军政府进行财政决策的咨询机构，定期在上海商务公所进行有关盐政、厘金、进出口贸易等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以此作为沟通军政府与上海工商界联系的桥梁。

　　为解决光复后浩繁的军政费用，沪军都督陈其美打算动用前清上海道台存在各钱庄的庚款。而上海道台刘燕翼已于11月16日将庚款存折交给了各国驻沪领事首领——比利时领事薛福德保管，自己避入租界，诸事不管。钱庄方面坚持钱业的规矩，必须凭存折方能付款，而薛福德借口革命政府尚未得到承认，不肯将存折交给沪军都督府。

　　陈其美在无奈之下，只得采取极端措施，以议事为名将钱业名流、北市钱业会馆董事朱五楼软禁于闸北湖州会馆。朱五楼乃陈其美之侄陈果夫的岳父，陈对亲戚尚且如此，着实令钱业界大为震惊。上海钱业公会紧急集会商讨营救朱五楼办法，最后决定请朱葆三出面斡旋。

　　朱葆三经与钱业公会多次磋商，决定采取折中办法：由财政总长朱葆三同福康、同馀等12家存有庚款的钱庄商定按存款比例在公款内划白银10万两，由朱葆三核收，发给收据。倘有外人干涉，由都督府出面承担责任，务必不使钱庄稍受亏累；仍由朱葆三经手对存有道库公款在15万两以上的福康等5家钱庄，凭中国银行借据抵借15.657 5万两。

　　此外，由未存公款的乾元等19家钱庄共同担负责任，出具统一的保证书，再由福康钱庄在所存道库款项中垫付11.9万两，从而使久悬未决的都督府借款难题迎刃而解。由于道台刘燕翼一走了之，而朱葆三信誉卓著，一言九鼎，故而后来在定海流传的小调中有这么一句唱词：“道台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借用庚款问题的解决，暂时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为进一步开辟财源，朱葆三积极参与筹组中华银行。在1912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华银行首次股东大会上，成立了董事会和执行部，朱葆三被推举为董事长。银行成立后，发行军用钞票、债券，大大增加了都督府的财政收入。后来中华银行曾一度发生军用钞票信用危机，又是朱葆三出面向承裕、恒祥等15家钱庄商借白银10.5万两，才使危机得以化解。

　　由于连续奔波使朱葆三精疲力竭，加上新政权中的一些不如人意之事又令他心灰意冷。1912年2月，他以“年关逼近，一筹莫展”为由而辞职，结束了短短3个月的财政总长任职。

　　朱葆三的辞职并非是革命立场的转变，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如既往地热心革命事业。随后，他加入了，并担任上海分部副部长。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王一亭与朱葆三、沈缦云以上海分部正副部长身份，联合致电袁世凯要求缉拿凶手，严肃法纪。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仍积极地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筹款。陈果夫后来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我所认识的而能想起得到的上海老商人，只有朱葆三、沈缦云二位先生，在我们困难之中，筹款接济给我们以助力”，“其豪侠好义，尤能给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3]

　　作为商界名人，朱葆三在经营工商业的同时，积极参加工商团体活动，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先后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业联合会会长等重要的社会团体公职，成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

　　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前身为1909年慈溪洪宝斋领导成立的“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停顿。1910年4月14日，朱葆三与施嵋青、钱达三、陈韵泉、陈蓉馆、孙梅堂等人捐资复办，正式定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址在福州路22号。

　　1911年2月21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李徵五（一说为沈仲礼）被公推为会长，朱葆三、虞洽卿被推为副会长。此后，同乡会发展很快，会员日益增多。

　　原来的会所已不敷应用，于是同乡会筹划建立新的会所。朱葆三被推为建筑科筹备总主任，负责建造新会所。1921年5月，新楼落成，共5层，总造价为白银9.5万两。同年6月15日，同乡会迁入新厦，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由于朱葆三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并且为同乡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23年举行的第二届选举大会上，被推为会长。在朱葆三任会长期间，同乡会开展了一系列的重大活动。

　　1924年举行了隆重的征求会员大会，同年7月，发起浙江西湖博览会，成立“西湖博览会联合会”，并发起了声讨租界巡捕佣妇、为被租界巡捕殴毙的同乡叶乾章昭雪等活动。[4]

　　在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的同时，朱葆三还担任了上海总商会的重要职务。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朱葆三入选为会董。

　　改组后不久，上海商务总会积极领导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美货运动。由于朱葆三在美货运动中表现突出，在1905年11月当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在接踵而来的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中，朱葆三和商务总会会长曾铸及其他议董协调一致，坚决维护族资本家的利益，最后迫使清政府将苏杭甬铁路借款改为开封、徐州铁路借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11年11月，在一批江浙籍绅商的策划下，上海商界会议宣布取消前清农工商部立案的上海商务总会，另设立上海商务公所，朱葆三被推选为所长。民国建立后，原有的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务公所统一改组为上海总商会，朱葆三当选为会董。在1914年的换届选举中，朱葆三当选为协理，1915年10月朱葆三继任总理，后总理改称为会长。1916年11月、1918年10月总商会两次改选，朱葆三连任，蝉联三届会长。

　　在朱葆三任会长的几年间，上海总商会在推动全国商会大联合和维护民族资产阶级权益方面有不俗表现。1916年5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大肆搜刮，滥发纸币，造成金融恐慌。同时，袁世凯又下令中、交两行停止纸币兑现。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维护自身信用和群众利益，拒绝执行袁世凯的停兑令。在这次反停兑令行动中，上海总商会积极支持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正义行为，通告各界指出：中国银行沪行现金准备充足，要求各商号对印有“上海”两字的该行钞票照常通用，从而避免了上海商民的损失。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人心惶惶，沪市顿形混乱。上海总商会在朱葆三的主持下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局势，与会者一致表示反对复辟，拥护共和，并发布通告安定人心。

　　朱葆三还以个人的名义电请冯国璋出师讨伐张勋。1919年春，国内工商界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税则，要求国际税法平等。上海总商会与各业团体联名发出通电，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力争达到目的，并表示愿作政府后盾。朱葆三还另发电文，陈述不平等税则对国家的危害，呼吁利用这一时机一举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各界群众投身其中，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要求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收回青岛、日货。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以“领袖众商”自居的上海总商会却对这次青岛问题交涉失败和北京学生被捕之事漠然视之，久久不表示态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议论和猜测。迟至5月9日（佳日）才由朱葆三、沈联芳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的名义，致电北京段祺瑞政府，非但没有对各界群众运动表示支持的态度，反而要求广大群众“静以处事”；承认日本侵占青岛的合法性，提出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收回青岛问题的荒谬主张。

　　“佳电”一出，立即遭致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5月10日，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全文公布了“佳电”，并在荒谬处加以批注，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当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以56个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否认“佳电”，并致函上海总商会提出驳斥。接着，华商杂粮公会、世界和平共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等组织以及沈卓吾、赵锡恩、吴越公、周金箴等个人纷纷致电总商会，同声责难。一时间，各界责难总商会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人们不仅对“佳电”提出批驳，而且要求追查“佳电”的来源。

　　5月12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邀请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参加临时座谈会，追究“佳电”来源，并商讨补救办法，朱葆三等人避不出席。就在此时，联合通讯社揭露了“佳电”出笼的真相。原来“佳电”乃是出于上海日本商业会所会长的授意，电文即从日文译出，由朱葆三之子日商三井洋行买办朱子奎转达，前后参与其事的共有8人。

　　据说朱葆三等人审阅后，仅删去“亲善”等字眼，即指示拍发。这一内幕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慨。尽管总商会于13日致电北京政府及巴黎和会中国专使，即“元电”，表示取消“佳电”，顺从国民意愿，主张由巴黎和会直接归还青岛等，但仍然未能平息“佳电”所引起的风波，反使风波进一步升级。

　　因“元电”仅言归还青岛，而对取消中日之间的一切密约避而不谈。14日，上海各团体再起反对上海总商会的“元电”，认为“元电”仍然是媚日的表现。上海提出要求罢免朱葆三、沈联芳总商会副会长的职务。

　　在各界群众的谴责之下，朱葆三、沈联芳被迫于14日向全体会董引咎辞职。朱葆三避入斜桥寓所不出，沈联芳则借词赴浙江收购蚕丝一走了之。然而朱葆三对如此结局心犹不甘，暗中又施展种种手段，希望留任会长之职。他先是活动上海总商会的会董们出面进行挽留，继而又请卢永祥、沈定昌等军阀政客出面说情。可就在此时，报界又披露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一些会董于“佳电”之外，还与日本商业会所有过多次接触的事实，要求朱葆三、沈联芳以及其他亲日派会董应明确公布与日本勾结的内幕。继而学生代表又督促上海总商会倡导日货，情绪激愤的学生还到斜桥朱葆三的寓所门前列队，由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推选4名代表进入寓所内向朱葆三提出质问。[5]

　　至此，朱葆三已深知复职无望，遂于7月1日发表了最后辞职书。这时他已72岁高龄，此后便再未涉足政界。

　　朱葆三出身寒微，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而成为一代商界巨子。他发迹后，仍然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事奢靡kb体育，并且乐善好施，一生中在他的家乡宁波地区和上海等地创办了大量的公益慈善机构。

　　首先在教育上，朱葆三有感于自己从小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经商致富后便大力兴办教育，希望让贫穷的孩子都能上学。1902年，朱葆三和翰林院编修、直隶候补道王修植等人鼓动上海富商王绍勋等19人捐银洋6 000万元，作为创办教育的经费。

　　之后，朱葆三通过定海厅署，将厅署东南的关帝庙作为教室，开办了申义蒙学堂，1905年改称为申义初等小学堂，1912年又改为申义小学校，常年办学经费千余元，主要由朱葆三捐助。申义小学校根据朱葆三的意愿，在注重汉文、英文、算术教学的同时，特别增设了商业补习班，至1925年学校又增加了高小班，成为完全小学。此外，他还先后创办了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

　　为了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朱葆三在宁波、定海创办了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定海电力公司、舟山电灯公司、舟山轮船公司等。

　　慈善事业方面，他先后投资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惠众善堂、仁济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

　　1926年夏，上海酷热难耐，致使时疫蔓延，朱葆三创办的上海时疫医院病员充斥，经费短缺，急需劝募款项以满足诊治需要。年近八旬的朱葆三不顾年老体衰，冒着酷暑前往医院察看，并顺道筹措捐款。不久，终因伏暑积食而病倒。就在此时，兄弟朱捷三在家乡去世的噩耗传来，朱葆三悲痛不能自制，遂一病不起。1926年9月2日，一代工商界巨子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寓所与世长辞，享年79岁。

　　为表彰朱葆三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租界市政建设的突出贡献，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将华安水火公司所在地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

　　[1] 沈渭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2] 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28页。

　　[3] 赵云声主编：《中国大资本家传》卷6，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4]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版。

　　[5] 陆志濂：《朱葆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