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体育此文出自研究者、艺评人周婉京的《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报告。文章2018年活跃在北京艺术界视野中的独立空间，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东城区二环以内、798及草场地艺术区、公寓空间及实践

　　1980年，英格丽德·斯西（Ingrid Sischy）曾针对替代空间提出质疑：“为什么替代？替代什么？为了谁？”如今再看这三个问题，虽显得老生常谈，但面对时下中国内地替代空间创建的热潮，这个问题又不得不问。光是2018年一年，北京就多了6家非营利艺术空间，其中3家是艺术家发起的实验空间，这番光景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纽约红极一时的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

　　在劳伦·罗萨蒂（Lauren Rosati）主编的《替代的历史：1960-2010纽约艺术空间》中，共计收录了140个艺术家自行运营的艺术空间资料。据该书统计，这些空间最活跃的时间是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恰恰是与六十年代以降纽约艺术品交易的勃兴以及1972年水门事件引发的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有关。由艺术家自发组织的替代空间，替代的既是主流机构的博物馆和商业画廊，也是在以新的空间满足艺术家的需求，给予其不能公开展览的作品以机会——彼时，纽约的替代空间之所以具有“替代”性，正因为它们是“艺术家的空间”。

　　时至今日，“替代”早已变成一个广泛普及的词汇，甚至有些滥用的嫌疑。自媒体时代的每个个体都有展示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未必跟艺术有关。与此同时变得陈腔滥调的还有“先锋”“实验”“前卫”等字眼，这让打着这些旗号出现的独立艺术空间显得既顺应时局又不合时宜。每逢有新空间出现，独立艺术空间创立的初衷、存在的原因就会被再次问及。那么，这个“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本文探讨的正是这些独立艺术空间所要共同面对的“时”——小到“2018”，大到整个时代，希冀通过一个横截面式的调查，让不同空间面对这个问题的处境和方法一并浮出水面。

　　然而，2018年的北京不比1980年的纽约，北京的空间不完全是由艺术家创立的，也不过分强调“替代性”，却承担着为艺术家发声的责任。在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的独立艺术空间群聚地中，北京因其空间总数和形式多样的实践而引人注目。到目前为止，北京地区的非营利艺术空间将近20家。

　　本文抽样选取的15家皆是2018年活跃在北京艺术界视野中的独立空间。纵观这15家空间，它们的空间位置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东城区二环以内：箭厂空间、Salt Projects、I：Project Space；IFP激发研究所kb体育、掩体空间、的艺术中心。二）798及草场地艺术区：泰康空间、望远镜艺术家工作室、PPPP空间、缓存空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空间）、录像局（北京）。三）公寓空间及实践：外交公寓12号、车库实验艺术空间、居民楼研修。

　　2019年3月20日 的艺术中心《我们在做什么——独立空间2018文献展》开幕现场

　　1. 张辽源《取景》2. 大卫·凯利（David Kelley）《计数》；2. 麦特·霍普（Matt Hope）《心律失常》；3. 胡尹萍《雪白的鸽子》；4. 麦特.霍普《心率失常》

　　1. 李姝睿《光的萃取》；2. 覃小诗《绿化带》；3. 王芮《你本不能到达这里，你知道的》；4. 彭可《亲密审讯》；5. 龚柯维《樱桃》；6. BHKM《黑白刹红NAZOLAZ》

　　活动涉及：公开演讲、对谈、工作坊、聚会、出版、驻留艺术家项目及展览。最近一期的展览是：John Monteith个展《在这片刻》

　　活动涉及：讲座、对谈、放映、工作坊、出版、读书会、驻留艺术家项目及相关展览。最近一期的展览是：Ruth Noack策划的《睡眠复仇，梦见生命》

　　（注：激发研究所在元宵节后被通知2019年3月内需要迁出黑芝麻胡同，目前正在寻找新空间）

　　1. 黄幻、Alexandru Damboianu《文化的负担》；2. 张鼎《安全屋》；3. 颜峻《一个只持续4个小时的展览》；4. 辛云鹏《希望》及研讨会

　　2018年以亚洲艺术家的项目为主，共举办5次展览、15次对谈和讲座活动：1. 《雎安奇：比体温低1.5-2℃》；2．《越後正志：中国制造》；3. 《李昇爱：Becoming》;4．《消失：蒙特的三个电影》;5. 《影像研究·中国》

　　第一个板块中，箭厂空间（北京东城区箭厂胡同38号）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箭厂空间致力于以一种临时的方式展示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和箭厂空间周围的环境紧密相连。艺术家胡向前曾形容箭厂的创办人王卫是“离不开二环的人”，由此可见箭厂空间与二环及北京胡同地区难以斩断的关联。

　　箭厂空间外景kb体育。里面展出的是李占与社会敏感性研究所的合作项目《我就喜欢圆的》

　　箭厂空间成立于2008年，由王卫、何颖宜（Rania Ho）、姚嘉善（Pauline Yao）和翁维（于2009年5月离开箭厂）共同创立，空间由一个15平方米的临街店铺改造而成，主要展示当代艺术家创作的特定现场装置和艺术项目。得益于它过去的临街落地推拉门，它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路人展示作品。

　　2018一年，先后举办了4个个人项目：张辽源的《取景》、大卫·凯利（David Kelley）的《计数》、胡尹萍《雪白的鸽子》以及麦特·霍普（Matt Hope）的《心律失常》。这4个展览依旧延续着创办人在《箭厂三年书》（2008-2011）中提出的三个板块的实践方法，即：“场地”、“场景”和“场域”。

　　其中，“场地”收录了探讨箭厂空间内部和与其紧邻的外部环境的作品；“场景”部分则集中了联系着箭厂空间广义的外部环境的作品；“场域”包括的作品则指涉一个更大的意义群，将箭厂空间所处的简陋场所和一个更广阔的全球网络联系起来。进一步来看，连接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特点是空间线索。对此，创始人王卫表示：“《箭厂空间三年书》不是按照时间、一个历时性的线索来划分，而是遵循空间线索，这一直是箭厂比较明显的做项目的一个方向。”每个项目自身都沿着“公共—私人”、“具体—抽象”的线索出发，创始人何颖宜认为箭厂这10年中所做的实践不是从“好机构”（good institution）的立场出发，她不希望箭厂逐渐变成一个“机构”或是以“机构”作为名衔来固步自封。相反，他们在运营中，依旧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项目上，结合艺术家各自的特点来创造鲜明的视觉形式。她相信对于“好机构”提问的重点在于不同的回答，而非将自己锁定在“机构”的形象上。

　　箭厂十年，不尽然是一帆风顺。2017年箭厂胡同遭遇的“开墙打洞”的治理，让他们着实体验了一回北京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2017年6月，箭厂空间借艺术家杨振中的个展，将箭厂空间原有的透明玻璃落地推拉门改造成一堵石膏板的墙。王卫解释，选用石膏板作墙体内部材料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治理的具体情况，以为之后还有机会恢复空间的原状。这次改动让箭厂空间在8月官方治理小组来临之前，提前完成了砌墙任务。但在距离箭厂空间几步之遥的五金（王卫与Rania经营的酒吧、咖啡店与文化沙龙小馆）还是因为“开墙打洞”而被迫封锁了唯一的入口，之后不得不面临搬迁。

　　好在，五金找到了“替代”的方法。2018年五金搬到郎家胡同26号，与郎家胡同4号的Salt Projects成为邻居，这个搬迁的契机正是Salt Projects创办人之一的富源为其提供。这也显示了二环内的胡同艺术空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对艺术空间运营经验的共享。去年五金的新址开幕活动上，亦举办了由富源、李博文、缪子衿编辑出版的中英双语艺术杂志《Commonplace第一期：失踪》的发布会。这次联动寓意着五金正式入驻郎家胡同，同时也说明有更鲜活的思想进入到五金的知识生产当中，五金依旧致力于独立思想的传递，但此刻多了一些年轻策展人、艺术家的参与。

　　与箭厂空间不同，掩体空间（北京东城区段祺瑞政府旧址内）是2017年才成立的非营利艺术空间。它的创始人彭晓阳同时负责外交公寓12号与纹身店两个空间。掩体空间与外交公寓12号与箭厂空间不同，它们不是临街的艺术空间，而是藏在有历史语境的防空洞或楼宇中的空间，这让它的每次展示都带有某种“自省”的意味。

　　掩体空间的出现似乎代表了北京艺术圈的新的野心，一种将有争议性的历史语境转换成独立艺术项目的野心。这一点可从掩体空间和外交公寓具有针对性的展览方案上窥见，也可从掩体空间自创立以来的一年半中进行的7个展览中得出。

　　在2018年末，掩体空间终于迎来了它直面自身身份的时刻——借艺术家辛云鹏的个展“希望”，讨论了1926年在段祺瑞执政府中发生过的“3.18事件”。这无疑是掩体空间对自身的一次反身性研究，也是掩体空间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纹身店（原址在北京三里屯CHAO酒店一侧），它于2018年1月创立，同年10月结束运营。在这短暂的几个月里，纹身店举办了秦思源“窗—户”、李怒“左右”和刘耀华“迷雾”三个个人项目，体现了替代空间的稍纵即逝性——这里展示的项目受限于展期长短，同时，空间也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日子“寿终正寝”——项目与项目之间的更替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投入，否则难以维持。

　　而“纹身店之死”，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打压，而是与资本较量之后的结果。它的“死”似乎照应着当下新式金融资本结构的强大，资本拥有比政治权力更快速的让人崩塌的力量。

　　面对资本，与其大谈“公共”和“实验”是一件不讨巧的事。空间创始人彭晓阳说：“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撤出三里屯的橱窗确实很遗憾，本来还有艺术家的项目计划要实施也没能实现。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代艺术在公共区域里到底多大程度被环境接纳？这是实验型当代艺术空间生存的条件问题。”

　　“李怒 ：左右”，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展览现场（目前纹身店已撤出三里屯空间）

　　替代空间的稍纵即逝，伴随着它们在展览计划上的不连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北京抽出，再看看2017年10月在广州番禺新造村成立的新造空间，我们会发现：新造空间作为广州的独立空间，也面临着2018年9月台风过后下一个展览何去何从的问题。

　　实际上，展览的不连贯恰恰说明了新空间的不易。新造空间自成立至今，一年计举办4个展览，进行了10余场对谈活动。其中四场展览只有3场在新造空间内举办，展览展期从最初的一月一展逐渐增长，到了2018年7月的“方亦秀：失败的天堂”个展，已将展期延长到两个月一档。尽管如此，展览与展览之间仍有较长的空档。对此，新造空间的创始人游飘坦承，他们的空间时常面临维修，即便是空间负责人身在广东，也有可能赶上展览的“空窗期”，不做空间的人是无法想象一个展要投入多少心血。

　　这种不连贯性带出我们的思考，独立艺术空间存在的合理性何在？独立艺术空间不是一个教化的空间，它不是为观者遮风挡雨的安全屋，也不是维护艺术行业秩序、展示大牌艺术家杰作的白盒子。北京二环以内胡同区域的艺术空间，极强地体现了这种“非教诲”（non-edify）的特性，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规训进入者的身体。这些空间不服从于任何固定的分类，以游击、散点的形式赤裸地植根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这让几平米到十几平米的空间成为可能，以各自强烈的自发性成为“替代空间”的替代者。

　　未完待续。请期待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第二部分：798及草场地艺术区。

　　王卫、何颖宜（Rania Ho）、富源、韩馨逸、胡伟、黄静远、冯兮、彭晓阳、夏彦国、游飘、烁琪、王将、梁半、周姜杉kb体育、胡庆泰、张新军、范西、吴小军、傅镭及泰康空间。

　　备注：2018年创建的6家艺术空间分别指：的艺术中心、PPPP空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空间（北京）、车库实验艺术空间（外交公寓A区四号楼车库）、居民楼研修，以及目前已停止运营的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

　　备注：北京非营利空间中亦有诸如金杜艺术中心、三影堂艺术中心、林冠艺术基金会这类运营模式更倾向于美术馆类型的案例，因其拥有购藏作品或票务收入的成分，暂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畴。

　　王卫、何颖宜（Rania Ho）、姚嘉善（Pauline Yao）：“前言”，《箭厂空间三年书》，北京：箭厂空间和斯特恩博格（Sternberg Press）合作出版，2011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